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稳步调涨******

　　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发布，劳动者工资权益继续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稳步调涨

　　进入新年，部分地区迎来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河北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为2200元、2000元、1800元三档，自今年1月1日起执行；贵州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为1890元、1760元、1660元三档，自今年2月1日起执行。与之前执行的标准相比，两地各类标准上调90-300元不等，这意味着，一些劳动者的工资权益也将相应提升。

　　目前，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水平？如何调整？怎样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结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截至今年1月1日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本报记者进行了梳理和采访。

　　全国各地啥水平？

　　——13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在2000元以上，近半省份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在20元及以上

　　随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部分低收入劳动者会迎来工资调整。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水平？

　　人社部数据显示，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到2590元；深圳和北京也在2300元以上，分别为2360元和2320元。此外，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等11个省份的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都达到或超过了2000元。这些省份中，包含了四个直辖市、多数东部省份和少数中西部省份。

　　看第三档或第四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各地大多数在1500元水平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资标准既有月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前者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后者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广东省此前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解读中表示，确定和调整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主要考虑在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个人需承担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因素，同时适当考虑非全日制劳动者在工作稳定性、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人员之间的差异。

　　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来看，北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5.3元，为全国最高，其次是上海，为23元。天津、河北、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重庆、四川等地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达到或超过20元。

　　“工资是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要生活来源，确立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主要用于确保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能够满足劳动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生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丽宾说。

　　标准如何调整？

　　——2021年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已完成一轮调整；原则上每2-3年调一次，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

　　“本次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23年1月1日执行，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200元、2000元、18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2元、20元、18元。”去年11月末，河北省就发布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记者了解到，河北上一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在2019年，当时确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四档分别为1900元、1790元、1680元、1580元，对应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9元、18元、17元、16元。可以发现，本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仅最高上涨幅度达到300元，而且四档变三档。

　　最低工资标准是如何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2015年，人社部下发通知，要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最低工资标准每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各地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已完成了一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2021年，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宁夏、甘肃、山西、辽宁等超2/3数量的省份进行调整；去年，福建、河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等省份进行调整；今年截至目前，已有河北、贵州等地明确调整方案。

　　在具体操作中，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最低工资调整。

　　比如，去年4月1日起，四川省实行新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首次突破2000元。这是四川自1995年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以来，第17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安徽省自建立和施行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先后14次发布和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节奏和绝对水平有所不同，但稳步调涨仍是趋势。多位专家表示，调整最低工资是提高低收入劳动者工资的现实需要，对缓解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带来哪些影响？

　　——对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将起到直接拉动作用；有利于让劳动者普遍受益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谁？

　　根据公开信息，一省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适用于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将给用人单位和部分劳动者带来直接影响。

　　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是刚性要求。而且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和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看劳动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将起到直接拉动作用。据了解，在剔除加班工资、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等因素后，一些劳动者领取的工资即底薪，实际执行的就是最低工资标准。

　　但企业用工成本和劳动者收入二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最低工资标准怎样影响就业市场？不少省份会开展最低工资标准评估工作。

　　去年6-7月，辽宁省就通过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进行了这项评估工作。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人工成本、劳动力市场、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对劳动者生活保障的作用、对一线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当地经济发展和物价的关系等，均在评估范围。“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用工形势”“平稳适度”“动态完善”，是不少地方和有关专家都提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关键词汇。

　　此外，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与之挂钩的一些待遇水平也会相应变动。比如，不少地区规定，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病假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有社保缴纳基数等方面也将随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而相应变化。

　　“一些社会保障待遇和权益等是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参考的，最低工资标准上去了，社会保障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有利于让劳动者普遍受益。”张丽宾说。(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者 李 婕)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